摘要
我国“战略传播”理论应与自身国际传播实践相适配,也应根据当下国际传播语境优化既往传播实践。既往国际传播实践在理念的“说服”性、议题管理的“偏向性”、传播策略的“声高”取向、话语表达的“积极”修辞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地方性”色彩,在当下“信任赤字”急遽飙升的特殊国际语境中,恐难实现预期传播效果,甚至引发恶性话语冲突,形成舆论不断遭遇挑战、发展环境进一步逼仄的局面。对既往国际传播进行战略优化,应自觉规避美国推行的“战略传播”的“霸权主义”逻辑与陷阱。在传播理念上要立足“对话”,避免单向性“说服”;出发点和归宿则应是尊重多元、寻求“有限共识”,并以此超越“地方性”分歧;在话语表达上应聚焦“人文”,分享故事,实现“现代性”“共情”;在政治实践上,要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将“中国故事”的“地方性”经验转化为国际借鉴。我国“战略传播”应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下以“对话”为核心的国际传播新范式。
出处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CSSCI
北大核心
2022年第11期57-63,共7页
Modern Communication(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基金
河北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移动互联网背景下区域突发事件中的谣言综合治理研究”(项目编号:HB19XW001)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白贵,河北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河北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主任;邸敬存,河北经贸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河北大学跨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