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宋代《春秋》学十分繁荣,其与史学呈现相互促进的形态。《资治通鉴》与《春秋》学的互动就是其中之一。尽管司马光认同中国传统史家提出的“史可续经”之论,但是并未明确表示以所著史书续《春秋》的主张。后世学者多认为《资治通鉴》是续《左传》之作,这可从史法和史事两个方面予以佐证:在史法上,《资治通鉴》继承并发展了《左传》的编年体例与史论形式;在史事上,《资治通鉴》上接《左传》之终章。司马光以“谨名分”立为《资治通鉴》首发之《春秋》大义。在义例上,《资治通鉴》承续了《春秋》褒贬之法。司马光对“国家之兴衰”“生民之休戚”进行叙述、呈现,使读者在阅读中自行体悟善恶得失。对于正闰之说,司马光认为,评判标准是是否达成“大一统”之功业。司马光遵从“正名”大义,承续褒贬之法,是谓“接续”。不取正闰之论,是谓“革新”。
出处
《原道》
2023年第1期102-117,共16页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宋学源流”(19ZDA02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戈非,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