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即逝口语到持久文字,对应着社会形态和属性的深刻变迁:依赖于口语养成的集体意识被依赖于文字培育的个人意识替代,通过文字媒介来理解世界就成为一种新型的社会共识。个人和历史同时在文字传播中到来,主体对历史的叙述就带有文字的逻辑性和议程性,历史的在场真实得到了积极而又客观的回应。在中国早期社会,史官作为文字书写的特殊个体,也作为历史书写的典型主体,在文字媒介技术并不成熟的条件下,完成了文字从“事实可视”到“精神可视”的历史构造。记言记事,秉笔直书,追求道义,史官保持着文字书写的清醒独立,也生成了史官参与历史的主体价值。相比于口语传播,这是文字才有的力量,塑造了史官书写的理性和公共性。
出处
《中外文化与文论》
2025年第1期324-340,共17页
Cultural Studies and Literary Theory
作者简介
陈翔,博士,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新媒体、传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