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检讨传统文化,擘画新文化发展的路径与方向,是新文化运动后知识界在救亡主题下文化方略的总取向。在这样浓厚且充满争论性的文化氛围中,梁漱溟与常乃惪在文化取向与救亡方略上各成一家之言。新儒家思想和生物史观分别是梁、常二人构建文化观的学术基础和历史哲学。在人类文化发展进程中,梁漱溟与常乃惪遵循各自的学说,依据自己的观察,描绘出线性和多元两种轨迹。梁漱溟坚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致力于乡村建设,试图消除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之间的裂痕。常乃惪则在一片喧嚣中,构建“中国本位”的文化观,并走向了国家主义。时至今日,梁漱溟和常乃惪提出的中国文化如何回应世界,如何在文明的激荡与挑战中自处等问题依旧值得思考,而他们当年的答案也为我们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
出处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22年第2期117-129,共13页
Journal of Historical Theory and Historiograp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