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民间祠庙营缮在金代较为常见。围绕营缮活动针对营缮发起者、参与者与营缮经费工役来源,以及审批过程等问题,可以考察基层自治中的国家参与与权力在场及因此而产生的问题。一方面,从职官制度层面来讲,金代民间祠庙并无专门祀官、管理机构,由本县令、尉兼庙令、丞,专掌日常祀事;祠庙营缮需自下而上逐级申报,程序并非复杂但过程冗长且流产居多。这就造成另一方面,基层日常生活层面而言,祠庙没有固定经济来源,并不存在日常营生以及祀后经营,与寺观迥异。所以,多数民间祠庙只能通过与民众、道士等社会群体的互动来完成组织经济、知识和意识形态领域功能的构建。这其中道士群体作用日渐凸显。整个金代民间祠庙营缮过程中,政治层面上国家参与但象征意义更强,经济层面上显示出国家在场但实际参与相对较少,对祠庙管理更加松弛。两方面松紧张弛有度旨在通过祠庙营缮的宏大场面,隐藏其国家管控的隐形目的。基层社会秩序构建中,国家与社会的同时在场体现了传统社会二者权力的动态博弈和良性互动。
出处
《黑龙江民族丛刊》
CSSCI
北大核心
2023年第4期129-135,共7页
Heilongjiang National Series
基金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辽宋西夏金元族谱文献整理与研究”(19ZDA200)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7批面上二等资助项目(2020M673458)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刘晓飞(1984-),女,吉林临江人,博士,西北大学博士后,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辽金史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