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学术界通常将新自由主义视为晚近30年来拉美、亚洲和美国金融危机的祸端,但新自由主义却并未在危机中消亡,反而继续在英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盎格鲁国家及其追随国大行其道,个中原因值得探究。当代西方学者从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晚年阐发的“生命政治”与“新自由主义”两大概念入手,主张两者是两种不同但互补的治理理由,正是生命政治缓解了新自由主义所带来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新自由主义因此有了所谓的“韧性”。这一看法的问题意识、分析逻辑和结论并不洽切。在福柯那里,生命政治和自由主义并非截然二分,而是交织融合为“作为生命政治的自由主义治理术”,两者都源于“作为治理术的政治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既是作为人口安全机制的生命政治得以建立的土壤,也是作为生命政治的自由主义治理术得以衍生的质料,更是自由主义治理术处理“自由与安全悖论”的抓手。而晚近30年来新自由主义的反常存续并非其“韧性”的表征,只是意味着,沦为全球化资本新身体的新自由主义国家,再次将现代西方社会内在的“自由与安全悖论”束之高阁,为了保全利己主义的利益竞争所定义的自由机制,为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霸权增殖,而更加依赖生命政治所定义的人口安全机制,更加依赖生命政治所包含的种族主义来决定内外政策,这加深而非缓解了现代西方社会自由主义治理术的内在危机。
出处
《政治经济学报》
2022年第2期165-181,共17页
The Chi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作者简介
陈雪飞,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外交学院外交学与外事管理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外交学院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包括:国际政治社会学、比较文化研究、社会心理学、公共外交等。已出版多部著作,并在《开放时代》《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国外理论动态》《读书》《探索与争鸣》《公共管理评论》《公共行政评论》《妇女研究论丛》《国际论坛》,以及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北欧SCOPUS核心英文期刊)、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SSCI)等中外学刊发表学术论文若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