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唐代汉、藏文之间的对照翻译开始出现,敦煌文献存有用藏文翻译的文卷。宋代释法云《翻译名义集》,是以汉文解读梵文佛经的辞书,有开创意义。北元中书省礼部编《译语》(不分卷)及明代陈士元撰《诸史夷语解义》(上下卷)都是翻译民族语言的辞书。明代建四译馆,设立翻译人员,翻译专门语言辞典,有《四夷馆考》、吕维祺所编《四译馆增定馆则》二十卷;明代四夷馆西番馆编写《西番译语》一卷,该书每词先列藏文,下用汉字注义、标音,为官用藏语、汉语对照字典。清代江蘩增补了《四译馆考》十卷。清廷官修撰成《钦定西域同文志》二十四卷,用满、汉、蒙、西番、托忒、维吾尔文字标注。乾隆敕修了汉、满、蒙、藏、维五种文字对照的大型辞书《御制五体清文鉴》。乾隆还敕修汉、藏、梵文对照的《御制同文韵统》六卷,作为翻译藏文经咒的工具书。民国时期杨质夫编撰的《新编藏汉小辞典》、青海藏文研究社编的《汉藏合璧分解名义大集》,是早期汉语、藏语对照辞典。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编写的《唐五代西北方音》是研究敦煌汉藏对音写本。张煦编成了《藏汉集论词汇》《汉藏语汇》,为新中国成立后《藏汉大辞典》的编纂奠定了基础。汉藏教理院的法尊法师翻译《藏文文法》并将其作为教授学僧的教材。由班禅大师任会长的上海菩提学会设立译经处,高观如、罗桑益西编写了《西藏文典》。
出处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
2021年第1期231-243,共13页
Journal of Historical Theory and Historiograph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