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代礼乐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和文化价值,其不仅形塑了当时的主流社会思想,亦对文艺走向产生复杂影响。以明太祖、成祖为主构建的明前期礼乐带有明显策略性,其职责在于彰显文化合法性,且其中已经蕴含世俗性成分,斟酌古今、雅俗的理念为其后的礼乐建设、文艺走向定下基调。明世宗“大礼议”的过程,使“礼乐自天子出”观念得以确立。在借助礼乐想象进行身份建构与国家形象建构的过程中,一方面礼乐集权在民间社会形成反向效果,助力了民间文艺的自由化;另一方面也巩固了阳明心学的地位,使具有礼乐基因的阳明心学凭借“否定”的力量,夯实了民间基础。明初礼乐建设的世俗基调,明中叶以后的礼乐崩坏以及由之乘势而起的阳明心学,构成了世俗文艺蓬勃发展的合力,从而形成了“礼乐—通俗文艺”“礼乐—心学—通俗文艺”的双线结构。
出处
《贵州社会科学》
CSSCI
北大核心
2022年第8期37-45,共9页
Guizhou Social Sciences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古代乐论视域下中国美学范畴形成与建构研究”(20BZW031)。
作者简介
韩伟,黑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美学、文学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