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太伯、仲雍奔吴这件史事,实在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这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的越的先人是“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一般无稽,顶多见之于民间传说或稗官野史,不足信据。清梁玉绳《史记志疑》谓“纵或少康别有子季杼,自当封于中土,如封少子曲烈于鄫之比,奈何屏置蛮荒,令其文身断发乎?”这个疑问是有道理的。太伯、仲雍离开周族“老家”,远徙异土,确有其事。然并非揣摩父亲古公亶父(太王)的心意,打算立老三季历(因为“季历贤,而有圣子昌”,昌即后来的周文王),而是另有原因。太伯兄弟之窜,是避祸,并非让贤。“让”国云云,实在太多沾染了后来儒家的理想色彩,如孔丘所言:“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就是这位老夫子为了宣传自己的一套政治理想。
出处
《浙江学刊》
1988年第1期101-102,36,共3页
Zhejiang Academic Journ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