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服务于抗战,服从于抗战”是四十年代文学中最响亮的口号,不妨说,它也是中国现代作家当时所依存的“时代环境”。正是这一环境的历史合力,促使大批作家的创作题材由知识者向战争的新主角——劳动者的世界移动,其中的一部分作家甚至逾越出知识者最后一道心理屏障。干脆从国统区进入解放区,到那里去寻找理想化的世界。对这一发生在三十年代末和四十年代初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的“集体性现象”,台湾学者陈敬之认为是由于“若千年来国家始终处于危难震撼之中,凡是热爱国家和关心政治的学人,都难免和政治发生关联。”实际上。
出处
《文学评论》
CSSCI
北大核心
1993年第5期153-156,共4页
Literary Re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