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三十年代,美国的传播学研究开始登上学术舞台,当即产生了轰动响应。众多的、具有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们纷纷“下海”,试图在这块新开垦的处女地上一展身手。大约30年后,威尔伯·施拉姆不无兴奋、也不无自豪地宣称:“当然,传播学还没有成为诸如物理学、经济学那样的一门学科,但是它已经成为一个充满巨大活力的研究和理论领域。”①施拉姆的评价也许不无根据,问题是并非所有人都像他一般乐观。1959年,一位在传学研究中进行过辛勤耕耘,并已具相当影响的学者却曾发出过截然相反的悲叹:“至于传播学研究,正处于枯萎状况。”这位学者就是贝内特·贝雷尔森。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贝氏的这盆“冷水”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施拉姆等人纷纷披挂上阵,予以反击,遂形成传学史上有关传学研究自身的第一次大讨论。
出处
《新闻大学》
CSSCI
北大核心
1995年第3期22-25,共4页
Journalism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