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1965年》是张曙光“叙事性”诗歌写作的标志之作,也是当代诗歌走向“叙事”的先声之作。无论是“叙事性诗歌”还是“诗歌叙事学”,都不只是与“诗歌”有关,而更是与“叙事学”有关。用叙事学的原理和方法对之加以分析和解读也是对“叙事性诗歌”诗学价值与历史意义的一次探索与检验。从“故事”的层面来说,《1965年》在“双重进程”的叙事中书写了时代的文化规约;从“话语”的层面来说,《1965年》从自然叙事法则、个人型叙事声音、儿童叙事视角、反常的省叙等技巧中书写了个人的身份政治。用叙事学的原理与方法进行分析与解读,或许更能还原这类诗歌的诗学旨归,也更能从本原上挖掘“叙事性诗歌”所体现的所谓“当代性”。
出处
《文艺评论》
CSSCI
2022年第1期98-110,共13页
Literature and Art Critic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