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江户幕府的锁国政策与清朝的海禁,致使18世纪中叶以降,中日佛教的交流几乎断绝~①。日本宽政五年(1793),临济宗相国寺僧大典显常(1719—1801)与天台宗白云寺僧慈周共同撰写了"日本传来佛书逸于彼者寄赠大清国请纳之名蓝以为龟鉴状"(《北禅诗草》第四卷,1807),提交给京都官府,以期得到批准。大典等人从乾隆时代刊刻的大藏经目录中得知,现存日本的佛典中,有许多在中国(清国)业已散失,所以发愿收集了一百种,要重新寄往中国,让中国的大刹收藏利用。可是这一计划却遭到了坚持锁国政策的京都奉行(官府)的拒绝。六年后,即宽政十一年(1799)刊行的《清俗纪闻》,是长崎幕府官僚编纂的调查报告,所涉及的是来自福建、浙江、江苏等地的商人有关三地的风土、生活习惯的报告,其中也记录了此三地的佛教状况。反言之,要了解中国佛教的现状,只能向前来长崎的中国商人咨询,而商人们所讲述的毕竟是间接的、有限的信息。
作者简介
陈继东,日本青山学院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