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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东盟绿色联通中清洁能源合作新态势 被引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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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昕蕾 盛学敏 李彦文 《南洋问题研究》 CSSCI 北大核心 2023年第2期124-140,共17页
中国—东盟对话与合作已进入而立之年,且已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随着“一带一路”绿色联通建设的推进,中国与东盟清洁能源合作在联通依赖、战略对接与产业互补方面的基础日益坚实。近年来,中国与东盟清洁能源合作的制度化程度不断提... 中国—东盟对话与合作已进入而立之年,且已升级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随着“一带一路”绿色联通建设的推进,中国与东盟清洁能源合作在联通依赖、战略对接与产业互补方面的基础日益坚实。近年来,中国与东盟清洁能源合作的制度化程度不断提升,东亚峰会清洁能源论坛、中国—东盟清洁能源能力建设计划、东盟+3清洁能源圆桌对话等机制相互配合;中国注重根据东盟各国禀赋与政策推进不同领域的绿色合作伙伴关系;逐步强化标准规范、技术管理等方面的绿色“软联通”。但双方合作仍面临多重阻碍,包括高碳路径依赖与电力基础设施薄弱并存下的能源转型阻滞、东盟国家法律制度不健全及政治环境不确定的风险挑战以及域外大国围绕清洁能源项目和可持续基建的对华竞争上升。中国可加强在碳中和态势下与东盟绿色发展的战略对接,提升区域绿色联通中的综合性机制建设与议题性合作,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为契机协调区域技术标准并推进东亚绿色产业链建构,以东盟为平衡中心同时推进新三方合作协调与民间“心联通”建设。 展开更多
关键词 清洁能源合作 东盟 绿色联通 绿色“一带一路” 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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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国家行为体参与全球气候治理的网络化发展:模式、动因及影响 被引量: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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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李昕蕾 《国际论坛》 CSSCI 北大核心 2018年第2期17-26,76-77,共10页
虽然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机制仍由主权国家来主导,但非国家行为体在历次气候变化重大会议和事件中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他们逐渐呈现出组织内、组织间和跨组织三种网络化发展模式。特别是由"自上而下&qu... 虽然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机制仍由主权国家来主导,但非国家行为体在历次气候变化重大会议和事件中扮演了日益重要的角色。在参与全球气候治理过程中,他们逐渐呈现出组织内、组织间和跨组织三种网络化发展模式。特别是由"自上而下"的京都模式向以"自下而上"为主的巴黎模式的转变中,基于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和社会组织的包容性跨国伙伴关系网络的发展势头尤为强劲。全球化过程中的权力格局变迁、"双重治理失灵"背景下全球治理日益复杂化的需求、主体间认知提升和功能性互补战略选择以及巴黎模式下的政治机会结构均为这种网络化趋势提供了重要推动力。在后巴黎时代气候治理中,非国家行为体的网络化发展对传统的欧美和发展中国家谈判集团的策略选择也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它们日益成为应对特朗普去气候化政策的中坚力量之一,欧盟也通过引领协调型政策来强化同非国家行为体的互动以保持自身的话语权,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更是亟待提升其治理能力,特别是加快新型伙伴关系网络建设。 展开更多
关键词 非国家行为体 全球气候治理 网络化 后巴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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