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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变更视角下彩礼返还规则的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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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凝 《政治与法律》 北大核心 2025年第5期111-128,共18页
法律规范、学理与司法实践关于彩礼返还问题存在明显分歧。既有研究提出的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说与目的不达的不当得利说均有不足。前者有违当事人意思,后者存在类似问题且适用范围有限。在技术层面,解决彩礼返还纠纷应当参照适用《中华人... 法律规范、学理与司法实践关于彩礼返还问题存在明显分歧。既有研究提出的附解除条件的赠与说与目的不达的不当得利说均有不足。前者有违当事人意思,后者存在类似问题且适用范围有限。在技术层面,解决彩礼返还纠纷应当参照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33条第1款规定的情事变更规则,情事变更发生在彩礼给付完成后及给付方存在可归责性均不足以排除该规则适用。彩礼返还请求权的成立要件应当以当事人是否长期共同生活为核心,当事人未办理结婚登记或者给付彩礼导致生活困难均非充分条件。司法实践确定彩礼返还范围时主要考虑四项因素——共同生活时长、子女生育情况、当事人过错以及彩礼使用情况。 展开更多
关键词 彩礼返还 参照适用 情事变更 长期共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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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者作为行政行为第三人的诉讼适格——基于公平竞争权与利害关系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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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珊 黄卉 《财经理论与实践》 北大核心 2025年第3期155-160,共6页
政府的市场监管行为可能改变市场竞争格局,而诉讼是竞争者实现市场救济权的重要途径。竞争者有无诉权取决于其与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即其公平竞争权因行政行为受损。美国法的“利益区间”分析方法与我国“利害关系”审查具有相似... 政府的市场监管行为可能改变市场竞争格局,而诉讼是竞争者实现市场救济权的重要途径。竞争者有无诉权取决于其与行政行为是否具有利害关系,即其公平竞争权因行政行为受损。美国法的“利益区间”分析方法与我国“利害关系”审查具有相似内涵。同时,美国裁判法理在解释“利益区间”以认定竞争者诉讼资格范围时,发展出两种解释路径,并提炼了三种具体解释基准,可为解决我国“公平竞争权人”认定的实践难题提供借鉴。本文在借鉴上述经验的基础上,为我国的“利害关系”判断构建出解释的四要素模型,以平衡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的维护与司法资源的合理配置。 展开更多
关键词 竞争者诉讼 公平竞争权 利害关系 利益区间 市场救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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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环评制度之比较:立法框架、行政执行和司法实践 被引量:3
3
作者 金自宁 《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CSSCI 北大核心 2017年第3期22-33,共12页
环评被公认为环境风险规制的有效工具之一。对比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两地环评立法框架,可发现台湾地区有多项内容规范较为细密,但整体而言两地异中有同;环评审批实证数据显示两地环评文件审批通过率均居高不下,同样面临实质性公众参与不... 环评被公认为环境风险规制的有效工具之一。对比中国大陆与台湾地区两地环评立法框架,可发现台湾地区有多项内容规范较为细密,但整体而言两地异中有同;环评审批实证数据显示两地环评文件审批通过率均居高不下,同样面临实质性公众参与不足等挑战;环评诉讼案例的对比则揭示了大陆较早地解决了台湾地区长期争论不休的环评审批可诉性和当地居民之原告资格问题,但针对涉及高度专业性判断之环评如何进行司法审查,台湾法官表现得远较大陆法官积极和能动,同时在台湾热烈讨论中的环评否决制存废问题在大陆并未引起相应关注。整体而言,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彼此参照互相借鉴有利于促进环评制度功能的发挥,并使环评更具实效。 展开更多
关键词 环评 环评法 环评审批 环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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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分立中的法律问题研究 被引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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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朱大明 《湖北社会科学》 CSSCI 北大核心 2015年第9期146-153,共8页
上市公司分立是上市公司重组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其实现经营专业化、效率化的重要途径。由于我国公司分立法制发展相对滞后,现行法律规定也极为简单,在法律实务中,不仅无法解决分立的方式、分立的对价等公司分立本身的问题,更无法回答上... 上市公司分立是上市公司重组的重要手段之一,是其实现经营专业化、效率化的重要途径。由于我国公司分立法制发展相对滞后,现行法律规定也极为简单,在法律实务中,不仅无法解决分立的方式、分立的对价等公司分立本身的问题,更无法回答上市公司进行分立后,上市资格是否可以继受等特殊问题。为了改善我国上市公司分立制度缺失的状况,完善上市公司分立制度,我国有必要明确上市公司分立的概念,引入吸收分立来丰富上市公司分立的方式;同时,建立公司上市的特别审查制度,对分立公司与继受公司是否可以同时上市、上市协议是否可以转让等公司分立中的重要问题进行明确规范;调整上市公司分立中债权人保护的规则,将继受公司对分立前公司债务所承担的连带责任在期限以及责任范围上进行一定的限制,可进一步激发上市公司通过公司分立的方式调整自身结构。 展开更多
关键词 公司法 公司并购 公司重组 公司分立 上市公司分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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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十号文件时代的民营企业红筹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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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白宇飞 吴冠华 《武汉金融》 北大核心 2012年第7期27-29,共3页
红筹上市通常是指那些主要资产和业务在中国大陆,但注册在境外且适用当地法律和会计制度的公司,绕开境内的部分监管,赴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的模式。本文对民营企业红筹上市的原因进行了系统阐述,重点分析了国内监管政策的演进特别是十号文... 红筹上市通常是指那些主要资产和业务在中国大陆,但注册在境外且适用当地法律和会计制度的公司,绕开境内的部分监管,赴境外资本市场上市的模式。本文对民营企业红筹上市的原因进行了系统阐述,重点分析了国内监管政策的演进特别是十号文件的出台对民营企业红筹上市的影响,以及在十号文件时代民营企业红筹上市的具体路径选择。 展开更多
关键词 红筹上市 红筹架构 政府监管 十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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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法律之间:两类既往事实及其认定模式
6
作者 满运龙 鲁梦璇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CSSCI 北大核心 2020年第1期21-33,共13页
历史研究与司法审判作为两种不同的人类活动,在对既往事实的认定方式上存在共性与差异。二者基于对认知既往事实的共同需求,都有意或无意的在各自领域进行着"证据-推论"的理性推理。但同时历史学者和司法实践者在事实认定过... 历史研究与司法审判作为两种不同的人类活动,在对既往事实的认定方式上存在共性与差异。二者基于对认知既往事实的共同需求,都有意或无意的在各自领域进行着"证据-推论"的理性推理。但同时历史学者和司法实践者在事实认定过程中受到不同的身份、时间、事实范围、证明规则等因素制约,对既往事实的认定模式和具体操作过程有较大区别。对两类既往事实进行界定,可在司法事实认定的现有模式之上,提出改进的"证据-推论"事实认定推理模式,使其不但适用于按照严格法定规则进行事实认定的司法程序,也同样适用于基本进行自然推理的历史研究。通过对历史研究与司法审判的事实认定模式进行比较研究,能够了解并综合二者的优点,从而优化各自的事实认定方法,促进双方学术发展。 展开更多
关键词 历史研究 司法审判 既往事实 事实认定 理性推理 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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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信息概念的反思:以“识别”要件为中心 被引量:7
7
作者 李黎 《信息安全研究》 2021年第8期754-762,共9页
定向广告技术大行其道,引发了对IP地址、Cookie和IMEI号等标识符是否是个人信息的争议.产生争议的根源在于个人信息“识别”要件的模糊.识别可以分为“物理识别”和“虚拟识别”2类.虚拟识别是“识别”要件的应有之义.其次,识别有“识... 定向广告技术大行其道,引发了对IP地址、Cookie和IMEI号等标识符是否是个人信息的争议.产生争议的根源在于个人信息“识别”要件的模糊.识别可以分为“物理识别”和“虚拟识别”2类.虚拟识别是“识别”要件的应有之义.其次,识别有“识别身份”与“唯一标识”2种解释路径.采取唯一标识的解释路径有利于提供清晰的适用标准,与匿名化制度中“重识别”的概念相统一并解决了“直接识别”存疑的困境.最后,个人信息可依据是否能够识别到物理世界中的特定自然人,划分为“现实身份信息”与“数字身份信息”,并对现实身份信息采取更严格的保护措施. 展开更多
关键词 个人信息 识别 身份 定向广告 间接识别 标识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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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围产期姑息照护探析——从一则医疗叙事谈起 被引量:2
8
作者 吴焱斌 《医学与哲学》 2020年第4期20-23,共4页
以美国本土发生的一则围产期姑息照护案例的叙事为引线,展开对美国围产期姑息照护的介绍,并重点分析家庭一体化意识对围产期姑息照护的重要性和围产期姑息照护共情的内涵。认为围产期姑息照护要求医护人员具有共情能力和家庭一体化意识... 以美国本土发生的一则围产期姑息照护案例的叙事为引线,展开对美国围产期姑息照护的介绍,并重点分析家庭一体化意识对围产期姑息照护的重要性和围产期姑息照护共情的内涵。认为围产期姑息照护要求医护人员具有共情能力和家庭一体化意识,从而为处于围产期胎儿具有致命或限制生命的畸形情形下的家庭提供超越生理层面的有益的生理和心理-社会-精神的支持。另外,叙事培育共情,因此通过叙事(将患者的想法纳入医疗照护),医务人员可以学习如何和患者产生共情以及培育家庭一体化意识。 展开更多
关键词 围产期姑息照护 叙事医学 致命或生命有限的胎儿畸形 共情 共同体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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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触及的真相:一起清代知县隐匿灾情弹劾案的分析 被引量:1
9
作者 黄心瑜 《交大法学》 CSSCI 2022年第4期49-61,共13页
乾隆四年的雄县知县彭体仁隐匿灾情案,提出指控的左都御史索柱与随后调查的保定府知府倪象恺对灾情严重程度和知县隐瞒行为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而直隶总督孙嘉淦不得不从此中推断灾情真相,并据此进行妥帖处理。此案揭示了清代的... 乾隆四年的雄县知县彭体仁隐匿灾情案,提出指控的左都御史索柱与随后调查的保定府知府倪象恺对灾情严重程度和知县隐瞒行为给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而直隶总督孙嘉淦不得不从此中推断灾情真相,并据此进行妥帖处理。此案揭示了清代的“治官之官”可能遭遇的信息困境,在权力和信息不对称的科层制中,位于上级的官员虽然拥有更大的权力,却可能会迷失在下级精心打造的报告中,无从觅得真相。信息困境源于清代官僚组织对层层上报的常规信息渠道过分依赖,而对应的非常规的信息渠道难以提供及时而充足的信息。限于技术水平、官僚规模和财政成本,清政府只能依赖不充足的信息展开治理。这些有局限性的信息同时被用以对官员进行长时段监察,尽量保证被任命的官员适格,从而保障治理的水平。 展开更多
关键词 清代 官僚 信息 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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