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区位选择呈现出向高政治风险地区发展的新态势,不同于以宏观国家层面、中观行业层面、微观企业层面为视角的已有研究,本研究以更为微观的企业内部高层决策者特征——CEO社会...针对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区位选择呈现出向高政治风险地区发展的新态势,不同于以宏观国家层面、中观行业层面、微观企业层面为视角的已有研究,本研究以更为微观的企业内部高层决策者特征——CEO社会阶层为视角,选择沪深2009?2017年中国跨国公司OFDI事件为研究样本,基于高阶理论和印记理论,使用Logit回归方法,探索CEO社会阶层对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与边界条件。研究结果发现,CEO社会阶层与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即社会阶层越高/低的跨国公司CEO倾向于做出向OFDI高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的战略决策,中间社会阶层的跨国公司CEO倾向于做出向OFDI低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的战略决策;CEO政治资本对CEO社会阶层与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之间正U型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不显著。本研究为拓展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做出贡献,为中国跨国公司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加强高管集体审慎决策,充分发挥CEO社会阶层优势或有效抑制CEO个人有限理性决策不足,进而做出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科学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和管理启示。展开更多
文摘针对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OFDI)区位选择呈现出向高政治风险地区发展的新态势,不同于以宏观国家层面、中观行业层面、微观企业层面为视角的已有研究,本研究以更为微观的企业内部高层决策者特征——CEO社会阶层为视角,选择沪深2009?2017年中国跨国公司OFDI事件为研究样本,基于高阶理论和印记理论,使用Logit回归方法,探索CEO社会阶层对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与边界条件。研究结果发现,CEO社会阶层与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型关系,即社会阶层越高/低的跨国公司CEO倾向于做出向OFDI高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的战略决策,中间社会阶层的跨国公司CEO倾向于做出向OFDI低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的战略决策;CEO政治资本对CEO社会阶层与跨国公司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之间正U型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不显著。本研究为拓展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的研究范畴做出贡献,为中国跨国公司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加强高管集体审慎决策,充分发挥CEO社会阶层优势或有效抑制CEO个人有限理性决策不足,进而做出OFDI政治风险区位选择科学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和管理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