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诞生物。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于1877年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他们的工作对中国教科书的产生起到了很大作用。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使用的几种教科书是可考的“教科书...教科书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诞生物。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于1877年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他们的工作对中国教科书的产生起到了很大作用。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使用的几种教科书是可考的“教科书”第一次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教科书”在官方文牍中出现的时间稍晚一些。最早大约在1901年初,刘坤一、张之洞在其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在“教科书”的意义上使用了“教科之书”的说法。1904年初的《奏定学务纲要》中,对“教科书”的编纂使用作了详细的规定。教科书与近代文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教科书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传播载体,担当了近代中国教育转型的重任;教科书的编审制度与教育行政体制相关联,在近代逐渐走向成熟。教科书的发展折射了近代文化的转移。教科书展示了近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转换历程。教科书承担了近代国族认同和国民塑形的教育使命。展开更多
文摘教科书是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诞生物。基督教在华传教士于1877年成立学校教科书委员会(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他们的工作对中国教科书的产生起到了很大作用。1897年,南洋公学外院使用的几种教科书是可考的“教科书”第一次在中国出现的时间。“教科书”在官方文牍中出现的时间稍晚一些。最早大约在1901年初,刘坤一、张之洞在其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在“教科书”的意义上使用了“教科之书”的说法。1904年初的《奏定学务纲要》中,对“教科书”的编纂使用作了详细的规定。教科书与近代文化的关系主要表现在:教科书作为一种重要的知识传播载体,担当了近代中国教育转型的重任;教科书的编审制度与教育行政体制相关联,在近代逐渐走向成熟。教科书的发展折射了近代文化的转移。教科书展示了近代中国人的知识结构转换历程。教科书承担了近代国族认同和国民塑形的教育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