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过程中持续存在着价值承担和干预效力之间的内在张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evidence-based practice model)逐渐成为西方社会工作的主导性模式,这一模式把社会工作实践置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指引下,希望...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过程中持续存在着价值承担和干预效力之间的内在张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evidence-based practice model)逐渐成为西方社会工作的主导性模式,这一模式把社会工作实践置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指引下,希望借此提升社会工作干预效力。但实践处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以及日常生活的实践智慧都在挑战工具理性的实证主义专业模式。推行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往往遮蔽了反思性能动主体。因此,把理论研究嵌入反思行动的实践过程,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反思对话,就能够更好地平衡好社会工作价值投入和干预效力之间的紧张关系。展开更多
文摘社会工作专业发展过程中持续存在着价值承担和干预效力之间的内在张力。20世纪90年代以来,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evidence-based practice model)逐渐成为西方社会工作的主导性模式,这一模式把社会工作实践置于实证主义的研究指引下,希望借此提升社会工作干预效力。但实践处境的复杂性和多变性,以及日常生活的实践智慧都在挑战工具理性的实证主义专业模式。推行证据为本的实践模式,往往遮蔽了反思性能动主体。因此,把理论研究嵌入反思行动的实践过程,实现理论和实践的反思对话,就能够更好地平衡好社会工作价值投入和干预效力之间的紧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