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群体和制度,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民族和国家。但是,由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差别,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家庭形态,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呈现出差异性。家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普遍性和差异性,为以研究人及其所创造...(一) 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群体和制度,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民族和国家。但是,由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差别,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家庭形态,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呈现出差异性。家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普遍性和差异性,为以研究人及其所创造的文化为宗旨的人类学提供了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最便利的条件。因此,从人类学产生之日起,家庭就一直是人类学家们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之一,许多著名的人类学家都曾经对家庭进行过研究,并以此而出名。国外人类学家对中国家庭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人类学教授丹尼尔·库尔普(Danil Hkulp)被认为是以人类学方法对中国家庭进行研究的第一位西方学者。他所调查的地方是广东汕头的凤凰村。1925年,他出版了这次调查的研究成果《华南乡村生活》一书(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这是人类学方法对中国家庭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展开更多
人类学小型社会的人工制品具有特殊的文化表征意义,例如并置在华丽仪式场所的舞者面具、祖先雕像、头饰和华丽权杖,因此这些物成为人类学者研究的关键文化文本。那么,人类学者应如何书写非西方小型社会物的民族志?这是一个关于非西方物...人类学小型社会的人工制品具有特殊的文化表征意义,例如并置在华丽仪式场所的舞者面具、祖先雕像、头饰和华丽权杖,因此这些物成为人类学者研究的关键文化文本。那么,人类学者应如何书写非西方小型社会物的民族志?这是一个关于非西方物的叙事观与方法论问题。人类学对物的研究被称为“物的民族志”,也称“物志”(ethnography of object)。传统物的民族志追求对客观真理的书写,而后现代时期则追求“写文化”。在人类学中,非西方物的民族志书写往往追踪物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和象征。物的民族志不仅是物的客观真理的书写,更是关于地方性知识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人类学者将物作为文化文本,探讨物与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和美学观念的层层关联,并关注物的社会生命史及物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意义,通过深描探讨物质文化背后所表征的象征意义。共时观(coevalness)是一种后结构主义的人类学时间观,主张文明不因时间阶段而呈高低之分,原始与文明的概念处于“共时”平等的意义。共时性叙事观体现了人类学对进化论的反思,不仅从动态视角研究非西方艺术,还关注人工制品的社会生命史,表达了对他者文化的理解与尊重。因此,本研究基于后现代结构人类学取向,形成一种互相构建的共时与深描方法论,作为适配非西方社会物的民族志书写方法,并将这种物的民族志方法总结为“共时深描”方法论。一方面通过“深描”通往文化文本的纵向多层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共时”观通往文化文本的横向结构研究,通过物的纵横结构关系形成立体的民族志。这种纵向与横向呈立体多维的文本写作范式,为写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文本写作实验方法。“共时深描”作为一种物的实验民族志方法论,为研究非西方物的民族志提供了合适的方法论。这种方法基于人类学时间观,为民族志书写提供了一种实验书写的可能性。“共时深描”方法论作为一种小型社会物的民族志,“共时深描”不仅为小型社会物的民族志提供了一种文化研究方法,也体现了当代人类学思想史中物叙事的思潮。展开更多
文摘(一) 家庭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群体和制度,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民族和国家。但是,由于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差别,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家庭形态,又具有不同的特点,呈现出差异性。家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普遍性和差异性,为以研究人及其所创造的文化为宗旨的人类学提供了进行跨文化比较研究的最便利的条件。因此,从人类学产生之日起,家庭就一直是人类学家们最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之一,许多著名的人类学家都曾经对家庭进行过研究,并以此而出名。国外人类学家对中国家庭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本世纪二十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人类学教授丹尼尔·库尔普(Danil Hkulp)被认为是以人类学方法对中国家庭进行研究的第一位西方学者。他所调查的地方是广东汕头的凤凰村。1925年,他出版了这次调查的研究成果《华南乡村生活》一书(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这是人类学方法对中国家庭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部有代表性的著作。
文摘人类学小型社会的人工制品具有特殊的文化表征意义,例如并置在华丽仪式场所的舞者面具、祖先雕像、头饰和华丽权杖,因此这些物成为人类学者研究的关键文化文本。那么,人类学者应如何书写非西方小型社会物的民族志?这是一个关于非西方物的叙事观与方法论问题。人类学对物的研究被称为“物的民族志”,也称“物志”(ethnography of object)。传统物的民族志追求对客观真理的书写,而后现代时期则追求“写文化”。在人类学中,非西方物的民族志书写往往追踪物所承载的历史、意义和象征。物的民族志不仅是物的客观真理的书写,更是关于地方性知识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人类学者将物作为文化文本,探讨物与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和美学观念的层层关联,并关注物的社会生命史及物在跨文化语境中的意义,通过深描探讨物质文化背后所表征的象征意义。共时观(coevalness)是一种后结构主义的人类学时间观,主张文明不因时间阶段而呈高低之分,原始与文明的概念处于“共时”平等的意义。共时性叙事观体现了人类学对进化论的反思,不仅从动态视角研究非西方艺术,还关注人工制品的社会生命史,表达了对他者文化的理解与尊重。因此,本研究基于后现代结构人类学取向,形成一种互相构建的共时与深描方法论,作为适配非西方社会物的民族志书写方法,并将这种物的民族志方法总结为“共时深描”方法论。一方面通过“深描”通往文化文本的纵向多层研究,另一方面,通过“共时”观通往文化文本的横向结构研究,通过物的纵横结构关系形成立体的民族志。这种纵向与横向呈立体多维的文本写作范式,为写文化提供了一种新的文本写作实验方法。“共时深描”作为一种物的实验民族志方法论,为研究非西方物的民族志提供了合适的方法论。这种方法基于人类学时间观,为民族志书写提供了一种实验书写的可能性。“共时深描”方法论作为一种小型社会物的民族志,“共时深描”不仅为小型社会物的民族志提供了一种文化研究方法,也体现了当代人类学思想史中物叙事的思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