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民族艺术学与艺术学的关系而言,如果前者的建设宗旨是“民族艺术本质特征、创—演的基本规律,艺术创造与展示的实践,逐步形成以艺术理论研究、创作实践、传承与传播等面向”,去掉前缀的“民族”则与一般艺术学讨论无异。如果“民族艺...就民族艺术学与艺术学的关系而言,如果前者的建设宗旨是“民族艺术本质特征、创—演的基本规律,艺术创造与展示的实践,逐步形成以艺术理论研究、创作实践、传承与传播等面向”,去掉前缀的“民族”则与一般艺术学讨论无异。如果“民族艺术”以依托音乐舞蹈学、设计学、美术学、艺术学理论与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新闻传播交叉作为构建“民族艺术学”的路径,其艺术中的分科与艺术外的交叉,又会是“多张皮”还是“共同体”?核心在于对“民族艺术”而言,这些分类是主体的“文化—形成”(Culture-emerging),还是观察者—施与(Observer-imposed)?本文以民族音乐学为背景,以术语学为切入点,从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简称ICTM)的更名史及其研究范畴的变化,提供有关“民族艺术学”在理论范式或研究领域方面的参照。展开更多
文摘就民族艺术学与艺术学的关系而言,如果前者的建设宗旨是“民族艺术本质特征、创—演的基本规律,艺术创造与展示的实践,逐步形成以艺术理论研究、创作实践、传承与传播等面向”,去掉前缀的“民族”则与一般艺术学讨论无异。如果“民族艺术”以依托音乐舞蹈学、设计学、美术学、艺术学理论与民族学、社会学、教育学、新闻传播交叉作为构建“民族艺术学”的路径,其艺术中的分科与艺术外的交叉,又会是“多张皮”还是“共同体”?核心在于对“民族艺术”而言,这些分类是主体的“文化—形成”(Culture-emerging),还是观察者—施与(Observer-imposed)?本文以民族音乐学为背景,以术语学为切入点,从国际传统音乐学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Traditional Music,简称ICTM)的更名史及其研究范畴的变化,提供有关“民族艺术学”在理论范式或研究领域方面的参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