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我国生育率依然下降的原因更多来自家庭低生育意愿,结合近年来我国城市规模增加带来的集聚成本效应,城市集聚是否影响了生育意愿?为此,匹配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和滞后一期...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我国生育率依然下降的原因更多来自家庭低生育意愿,结合近年来我国城市规模增加带来的集聚成本效应,城市集聚是否影响了生育意愿?为此,匹配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和滞后一期的城市特征数据,定量探究城市集聚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显示:(1)城市集聚抑制生育意愿,城市间集聚水平10倍差异下家庭生育意愿影响的空间差异为29.04%;改变计量模型进行稳健型检验,使用历史人口规模与城市面积比值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研究结论仍成立。(2)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适育样本(18~40岁)中城市间集聚水平10倍差异下,大城市与小城市生育意愿空间差异由最佳生育年龄23岁的34.23%缩小至39岁的17.96%,大城市生育追赶过程证明城市集聚经济超过集聚成本;中介机制分析表明城市集聚通过加剧房价上涨和交通拥堵来抑制家庭生育意愿。(3)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合理分配城市资源、降低户籍门槛、改善交通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住房保障等建议。展开更多
文摘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我国生育率依然下降的原因更多来自家庭低生育意愿,结合近年来我国城市规模增加带来的集聚成本效应,城市集聚是否影响了生育意愿?为此,匹配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和滞后一期的城市特征数据,定量探究城市集聚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结果显示:(1)城市集聚抑制生育意愿,城市间集聚水平10倍差异下家庭生育意愿影响的空间差异为29.04%;改变计量模型进行稳健型检验,使用历史人口规模与城市面积比值作为工具变量处理内生性问题,研究结论仍成立。(2)异质性分析表明,在适育样本(18~40岁)中城市间集聚水平10倍差异下,大城市与小城市生育意愿空间差异由最佳生育年龄23岁的34.23%缩小至39岁的17.96%,大城市生育追赶过程证明城市集聚经济超过集聚成本;中介机制分析表明城市集聚通过加剧房价上涨和交通拥堵来抑制家庭生育意愿。(3)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合理分配城市资源、降低户籍门槛、改善交通技术和管理模式、为低收入人群提供住房保障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