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通过将省级、城市数据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微观数据相匹配,在测度环境基尼系数基础上,采用Probit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环境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工业废水测度下的环境不平...本文通过将省级、城市数据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微观数据相匹配,在测度环境基尼系数基础上,采用Probit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环境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工业废水测度下的环境不平等显著降低了居民幸福感,而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粉尘测度下的环境不平等却显著提高了居民幸福感。环境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区域和城乡异质性,环境不平等对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工业废水测度下的环境不平等对城镇居民的影响比农村居民大,工业废气则相反。在环境不平等影响幸福感的路径中,经济增长和健康状况是重要的作用机制,经济增长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健康状况只发挥中介作用。因此,加强环境治理,统筹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坚持经济建设与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对新时代中国政府提高居民幸福感,走出“伊斯特林悖论”有重要意义。展开更多
文摘本文通过将省级、城市数据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CGSS)微观数据相匹配,在测度环境基尼系数基础上,采用Probit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环境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路径。结果表明:工业废水测度下的环境不平等显著降低了居民幸福感,而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粉尘测度下的环境不平等却显著提高了居民幸福感。环境不平等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存在区域和城乡异质性,环境不平等对东部地区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工业废水测度下的环境不平等对城镇居民的影响比农村居民大,工业废气则相反。在环境不平等影响幸福感的路径中,经济增长和健康状况是重要的作用机制,经济增长发挥了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和中介作用,健康状况只发挥中介作用。因此,加强环境治理,统筹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坚持经济建设与改善居民健康状况,对新时代中国政府提高居民幸福感,走出“伊斯特林悖论”有重要意义。
